去年6月份起浙江金烏集團、紹興江龍控股集團、浙江華聯三鑫集團等企業紛紛倒閉。溫州雲光泵閥製造公司老闆朱吉光由於無法承擔高利貸債務服毒自盡，金華一新制藥公司掌門人鄭亞津自縊身亡……今年，悲情繼續上演，元宵節剛過，2月13日就傳來浙江傳媒大亨張世強由於非法吸儲近10個億在青島自殺的消息。
企業倒閉、老闆失蹤，或者中小企業的生生死死，在浙江本屬尋常，但去年以來一顆顆隕落的明星有頗多相似之處：大量涉足巨額民間高利貸，債務鏈條極其複雜。而整個浙江企業負債到底有多少？沒有一個確切的統計數字。
而在金融危機來臨之下，債務大量的存在已經開始擠壓企業利潤以及可支配資金。如何讓民間資金發揮應有的活力，並讓中小企業擁有融資管道，《放貸人條例》亟待出臺。
我知道有風險，但不知道有這麼大的風險。
2月23日，當年近60的薑賢在義烏的一個咖啡廳與記者見面時，剛從醫院輸完液出來。巨大的壓力已經讓薑賢的身體支撐不住，瘦瘦的薑賢，難掩焦慮。
從1月22日，聽到朋友淩平被法院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的消息以來，薑賢的心上就被壓了一塊巨石：他還有600萬元放在淩平那裏生利息，隨著淩平被投進監獄，這筆錢何時能討回已經不能抱太大期望。
除了這600萬元的高利貸外，更讓薑賢揪心的是，他還曾經為淩平提供了3000萬元的擔保，而債權人封軍隨時都可以將他告上法庭。
一旦敗訴，薑賢將要面臨的是，即使賣掉自己在義烏的企業仍然資不抵債，而且拖累親人。
致命的誘惑
坐在記者面前的姜賢，疲憊而憔悴。“我真的很後悔，貪圖利息，冒了太大的險。在親戚面前也抬不起頭來。”薑賢說。
同義烏大多放高利貸的人一樣，因為把錢存進銀行裏收益有限，而民間借貸利息高到月息4分、5分，有的甚至高達七八分，巨大的誘惑，使得薑賢把當時手頭上600萬元放貸給了淩平，約定月利息4分5厘，600萬元中有一部分來自姜賢的姑父。
“當時把錢放在淩平那兒，能很按時的拿到利息，而且周圍的人都是這樣在做，也就不覺得有什麼不好。”薑賢說。
讓薑賢悔之不及的事發生在2006年10月底。當時，淩平找到薑賢，告訴薑賢，因為生產經營的需要，準備向某企業董事長封軍借款3000萬元。淩平提出，由姜賢女兒開辦的公司出面擔保。
“我本來就有600多萬元放在他那裏，這個順水人情我也不想做，的確有風險。可是他後來找我，對我說，他現在資金很緊張，萬一資金轉不開了，我的600萬元本金也還不出，他還告訴我，想辦法把我女兒的公司公章偷出來就行了，他來簽字蓋章就行。”姜賢回憶起淩平當時的頻頻登門，並沒有意識到，巨大的風險已經向他靠近。
面對再次勸說他的淩平，猶豫再三的薑賢還是偷出了女兒公司的公章、法人章，按照淩平的要求，提供了兩筆一共3000萬元的擔保。“一方面我礙于多年同事朋友的情面，更是擔心自己的600萬元拿不回來，一時鬼迷了心竅，沒想到有更大的麻煩。”說完，薑賢一陣劇烈的咳嗽。
咳嗽平息過後，姜賢告訴記者，在義烏，封軍在他提供擔保後把錢貸給淩平也是一件比較平常的事，“只要大家都知道，提供擔保的人在當地是不是有企業，有店鋪，做的什麼生意，一般都會比較放心的。”薑賢說。
2007年年初，淩平因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被捕。這時，薑賢才知道，淩平的事鬧大了。淩平將從封軍手中借的3000萬元全部放了高利貸，而除了他自己擔保的這3000萬元和放在淩平處收息的600萬元，淩平還向其他70人、一家單位共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高達8億元。
2007年7月9日，由於借給淩平的3000萬元拿不回來，封某以姜賢女兒的公司未履行擔保義務為由，一紙訴狀將姜賢女兒的公司告到法院，要求其立即支付借款本金3000萬元，並支付利息360萬元。
“女兒公司的公章和法人章是我在女兒不知情的情況下悄悄拿出來的，這個擔保案中，我女兒公司所承擔的擔保合同應該不具有法律效力。”薑賢堅持，是自己的錯誤連累了女兒。
然而，這一案件顯然存在巨大的爭議。慶倖的是，此案因為封軍的撤訴而暫緩一段落。但薑賢的心並不能放下來，因為訴訟期沒過，對方只要有證據就可以隨時起訴。
“我的600萬元本金別想拿回來了。”對於封軍的撤訴，薑賢知道，封軍也是無奈之舉，“封軍知道，我女兒是做紡織品出口生意的，現在那20家店鋪也不景氣，即使打長期的官司，查封店鋪拍賣後能得到一點錢，也不可能還那3360萬元，與其拍賣，不如繼續經營，而且我還有其他的債務，拍賣了封軍也不一定能拿到太多錢。再說了，我女兒的公司是否要承擔擔保責任還是有爭議的。”薑賢說，“無辜捲進集資案的女兒，已經陷入艱難境地。”而剛剛過去的年也讓薑賢包袱更重。
薑賢說，他自己借給淩平的600萬元，很大一筆是從兩個親戚處借來的，其中一個親戚辦了一家廠。“當時借的時候，說3個月就還，可現在2年過去了，至今錢還沒還上。我的這個親戚的廠子因為缺乏資金周轉，已經停產半年多了。”薑賢說，雖然少不了挨親戚的白眼，但過年的時候，他還是硬著頭皮去給親戚拜了一個年，“我現在也是騎虎難下，親戚能維護的還是要維護，不能搞得眾叛親離。”
“親戚們都知道，這事也怨不得我，這邊都是這樣，企業的債務複雜，一旦出事，或者對方工廠倒閉，別人拖欠的賬款想收回來就難了，銀行也不會借錢給你，債主們也會第一時間把你的門檻堵死、踏平，所以，不到萬不得已，寧死都不能關門。”薑賢感慨，即使回到兩年前，他可能還是會把錢放在淩平那裏生息。
“大家都是這麼做。”薑賢說。
民間借貸仍然興旺
當記者在溫州一家寫字樓裏見到某擔保公司的老闆蔡洪時，他正在接一個客戶的電話。在蔡洪雜亂的辦公桌上，堆滿了各種空白的票據，大多都是已經列印好了的空白借據。
記者上午在蔡洪辦公室的兩個小時時間內，見證了這位“資金倒爺”的火爆生意。10點左右，蔡洪接到葉某的電話，葉某告訴他，要借50萬元。放下葉的電話，蔡洪馬上撥通了章某的電話，說需要50萬元。不到半個小時，章某打來電話說，資金已經轉到蔡洪戶頭。隨後，這筆錢被蔡洪手下工作人員轉到了葉的賬上。
“每天我都會接到20個左右這樣的‘求救’電話，都是來借錢的，有蓋房子，有買船的，有要給員工發工資的，這不股市剛好起來，還有人找我借錢炒股的，其中不少客戶的資金需求都在50萬元以上。”蔡洪說，今年外部形勢不好，但他的生意不錯。
蔡洪在記者承諾不會透露真實姓名後，告訴記者，他開設的這家擔保公司，實際上就是地下錢莊，“也可以叫融資仲介，有時直接放貸，有時聯繫借貸雙方，從中抽取傭金獲利。”蔡洪說，半年前，他的擔保公司每個月資金流量一般不超過400萬元，收入也就在30萬元左右，但從去年年底，借錢的人反而多了起來，每個月的資金量猛增到700萬元左右，需求比原來增加了1倍多。
“眼下，在浙江，有困難的企業挺多的，要麼債務纏身，要麼資金鏈斷裂、生產難以為繼，要麼經營有困難，找我們借錢最方便了，我們也不會操作特別大的業務。”蔡洪說，已經做了七八年的他們對風險的控制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我們主要做短期的，而且有一些固定的‘錢友’，互相信任，有擔保，一般不會出大的問題。”蔡洪說。
然而，蔡洪的樂觀有些過早。
民間借貸由於不受保護，在外部經濟環境繼續惡化之際，薑賢們、蔡洪們的風險也被急劇放大。根據浙江省公安廳統計，2008年浙江省各類經濟犯罪案近5000起，涉案總額達100億餘元，案件數量、涉案金額均呈逐季上升趨勢。其中，非法吸儲案位列榜首，涉案金額近百億元。
貸款公司很“差錢”
和地下錢莊的火爆生意相比，浙江的小額信貸公司卻資金告急。
過完年後，溫州永嘉瑞豐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潘獻勇說，他一直在為資金的事情犯愁。“前期1億元的註冊資本金，早在元旦前就基本貸完了，我們也在找錢。”
永嘉瑞豐由溫州著名鞋企奧康集團擔任主發起人，聯合9家企業共同組建的，註冊資本1億元。“這筆資金全部為實收貨幣資本，由10家投資人一次性足額繳納。”潘獻勇說，根據相關規定，小額貸款公司可從商業銀行融資，但額度不得超過資本金的50%。依此，永嘉瑞豐與中國農業銀行簽訂合作協議，將向後者融資5000萬元，“註冊資本1億元，加上銀行拆借的5000萬元，可貸資金將達到1.5億元，但由於不能吸收存款，只能等著放出的錢收回來後再繼續放貸。至於增資擴股，之前規定增資必須在一年後，相關主管部門還沒有鬆動。”
不光是永嘉瑞豐，溫州第一家開設的小額貸款公司蒼南聯信小額貸款公司(以下簡稱“蒼南聯信”)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
從去年9月份開業至今，蒼南聯信已經累計發放貸款1.7億元，手頭基本上沒有餘錢了，而該公司註冊資本為1億元。“貸款公司也差錢，著實尷尬。”一位小額貸款公司的老總調侃說。
溫州市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也說，沒想到貸款公司還這麼缺錢。周德文一直就是民間金融合法化的積極推動者。前段時間，為弄清溫州中小企業開年的資金需求量到底有多大，他配合溫州市政府做了一個調研。並對溫州已開業的5家小額貸款公司進行了調研，結果發現，最集中的問題就是資金短缺。
“我們調查了300多家中小企業，它們需要資金是70多億元。如果按這個來推算的話，那3000家企業就是700億元，3萬家就是7000億元，溫州有10多萬家工業企業，還有大量的中小商業企業，還有個體戶，那麼這樣算下來，資金需求的規模非常大。”周德文說。
而對於2008年剛被陽光化的，專門從事放貸業務的小額貸款公司為什麼也愁錢，周德文分析，按照浙江省的規定，每家小額貸款公司註冊資本不得超過2億元，溫州市16家小額貸款公司全部成立後，其總註冊資本金僅32億元，這只相當於溫州6000多億元民間資本的0.5個百分點。
“小額貸款公司的資金缺口很大，在從小額貸款公司借不到錢後，自然就會找地下錢莊。”在周德文看來，如果小額貸款公司上述限制得不到解決，在《放貸人條例》未出臺及實施之前，溫州地下錢莊仍將是民間融資的主體。
除了註冊資金的限制外，周德文認為，還有兩條限制性條款也讓小額貸款公司難以施展。“一個限制是，資金來源為自有資金，這是條‘底線’，另一條是，嚴禁吸收公眾存款和非法集資，這是條‘高壓線’。”周德文說，這兩條規定，在控制風險的同時也限制了小額貸款公司的自由度，“小額貸款公司將長時期內在民間放貸和金融機構間尷尬生存。”
除此之外，在有“民間借貸第一人”之稱的溫州方興擔保公司董事長方培林眼裏看來，地方政府對小額貸款公司的謹慎推廣也是導致小額貸款公司尷尬處境的原因之一。
“按照中央的規定，有限公司的小額貸款公司註冊金最低不少於500萬元，股份制的最低不少於1000萬元，但地方政府卻設置了不少限制。比如溫州就規定，發達區縣有限公司的註冊金是2億元，欠發達區縣是1億元。而在發起人上，國家規定是以自然人、企業法人和其他投資為主體，中央的意思也是讓自然人成為投資主體，但是在地方上又出現了偏差，以企業為主，把自然人最後考慮，甚至不考慮。在浙江主要是要求骨幹企業，像蒼南縣小額貸款公司都是12個企業法人為主體，溫州瑞豐就是以奧康這樣的龍頭企業為主牽頭成立的。而恰恰民間資本最活躍的又在個人，地方這樣做，與中央的精神事與願違。”方培林說。
“提高小額貸款公司的准入門檻，考慮到骨幹企業易於監督管理，這種做法當然有利於安全，但是，謹慎有餘大膽不足，不能解決浙江民間資金出路的問題。”方培林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