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際發展經濟學會發起，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和人大經濟學院主辦的“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與對策”國際會議今日召開，搜狐財經現場直播此次會議。
阿根廷中央銀行委員會成員 Jan Kregel：我想最簡單的是講一講聯合國委員會報告中所提出的一些建議，並且把它們和我們所進行的討論聯繫起來，特別是今天上午的討論。
我們討論了一下刺激方案所帶來的影響，是否應該使用有關的刺激方案，這個刺激方案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比如說英法的刺激方案導致德國的就業上升等等，這些刺激方案如何能延續下來，對美國來說也是如此，因為美國正在刺激經濟。他也應該有一種全球性的刺激方案。發達國家比發展中國家能力更強，一般來說，如果我們平衡的看，如果沒有確實決定採取刺激政策的話，發展中國家，他們這樣做的可能性更小，如果他們引入有關的政策來限制自己的需求的話，這兩個政策就會相互抵消。因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並沒有所需的金融資源，他們的反應可能就會是咱們建立一些融資的安排，這個安排是什麼呢？就是IMF，如果是IMF的話，我們就知道IMF已經放棄了一些所謂的條件，但是條件仍然存在，也就是預條件。
由於在這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我們現在知道，幾乎所有的IMF所提供的一攬子計畫都要求有關國家實施財政的限制，而不是財政刺激方案，如果我們要有全球刺激政策的話，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要有一個不同的融資來源，使得發展中國家能夠有充足的融資空間，從而作出相互協調的全球反應，我想這就是委員會的出發點。他詢問了其他融資來源的可能性，他的建議之一就是一個新的信用機構，或者是信用機制，他應該獨立于國際金融機構。有些人曾經說，你們只不過是想消除IMF的影響，不對，這是來自於一個很符合邏輯的要求，就是如果要在所有的國家實施刺激政策的話，如果要是這些政策取得成功，如果提供資金的機構不願意為有關政策提供資金的話，我們必須得有一個另外的來源來做這樣的事情。邏輯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要有一個相互協調的刺激政策的話，我們有一個基本的情況，就是對所有的國家來說，他不應該在任何一個國家產生更多的赤字，IMF的關鍵在於，有些國家的支出可能會削弱發展中國家的財政基礎。但是我想這個基本的想法就是提供這樣一種可能，使得能夠採取全球性的刺激政策。根據這樣一個邏輯，發展中國家應該能夠參與到刺激政策中來，而不受到外部的限制或者是接受不能接受的條件。
今天早上我已經提到過，今天下午也有人提到過，最早的建議是來自貿發會議的一系列研究，強調利用更多的國際金融機構，用於發展融資，或者是發展援助，發展這一環節特別重要，它就為圍繞著SDR，可能為全球流動性提供一個解決方案。但是全球流動性的解決方案首先是發達國家的問題，而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分配SDR參與進來，這方面的邏輯是這樣的，如果發展中國家接受SDR，那麼他們也會使用這些SDR，他們可能會在發達國家花費這些SDR，也就是說一石二鳥，一方面提供了流動性，另外一方面，也使發展中國家能夠參與到刺激措施中來。因此，這種邏輯就是我們要討論相互關聯的政策，在討論補償性的金融機制和機構方面也是如此，它的問題就是關於系統的新的體系的建設，就是聯合國內部的改變取代20國峰會的機制，就引出來幾個問題，一個就是代表權的問題，在聯合國內部的代表權，保證所有聯合國成員的參與，有的成員說我來自一個小的發展中國家，我不認為我能夠得到直接的代表，但是我希望我能夠有這樣的可能性，就是說的這個國家可以在某一個階段能夠輪值理事會。第二就是提供一種協調的機制，所有的按基本的聯合國機構都可以參與。
我們今天上午也談到了WTO監管的一致性，如果發展中國家的關稅進行調整，IMF介入，要求發展中國家在他們的關稅壁壘內部運作，也就是說聯合國的兩個機構之間會有衝突，就是說安理會可能仲裁機構之間的矛盾，保證聯合國內部政策的一致性。
Saul Keifman已經提出，如果要有全球機制的加強，更好的聯合應對危機，也許應該通過聯合國這樣一個機制來共同應對危機，任何參與決策的國家都可以有它自己的聲音，它有192個國家可以共同決定。事實上有一個代表性的結構問題，所以很難使得所有國家的意見都得到體現，但是各國都是有被代表的機會，最終採取的決策也應該是一個有充分代表性的機構作出的決策，而不是說由一小部分國家為大多數國家作出決定，而忽視某些國家的利益，保證一體化的協調的機制，所有的國家在財力上都有可能進行參與，並且從政治上也能夠參與，共同的來應對危機。
